Palantir 歐洲主管稱，歐洲恐錯失 AI 的關鍵時刻

前言

歐洲可能面臨重蹈科技產業熟悉模式的風險：面對足以帶來變革的創新時態度謹慎，讓其他地區建立起定義這項創新的企業與基礎設施。Palantir 英國及歐洲主管 Louis Mosley 認為，歐洲對人工智慧的反應，與過去面對網際網路時的經驗相似。在他看來，歐洲企業的遲疑可能限制它們從 AI 中受益的能力，並擴大與美國的經濟差距。

Mosley 發表上述言論之際，外界正辯論 AI 的經濟潛力、對工作的影響及公共服務的應用，以及 Palantir 具爭議性的國防與執法合約。本文概述他的論點、Palantir 在 AI 採用上的角色，以及形塑這場討論的各種不同疑慮。核心問題在於，歐洲能否權衡合理風險，而不讓謹慎演變成不作為。

懶人包

Mosley 警告，歐洲面臨在 AI 上「錯失良機」的風險，就像他認為歐洲在網際網路時代所做的一樣。他指出，歐洲與美國的經濟差距正在擴大，並表示歐洲企業往往不願採用陌生的新技術。Palantir 提供工具，協助組織運用自己的資料部署 AI 模型，但其國防與執法業務引發反對聲浪。Mosley 認為，AI 可提高生產力並減少公共服務中的行政工作，同時也承認它可能衝擊就業。在他看來，最大的危險在於政治人物未能向大眾解釋 AI 的潛在益處。

正文

Palantir 英國及歐洲主管 Louis Mosley 警告，歐洲有可能重蹈他所認為過去未能善用網際網路的覆轍。他接受 CoinDesk 訪問時，對比了美國與歐洲：他表示，美國「把網際網路這件事做對了」，建立了許多成為數位經濟一部分的企業；而歐洲則「錯失良機」。他的比較將人工智慧的討論帶到科技以外的層面，涉及經濟雄心、投資，以及採用新工具的意願。

Mosley 指出，美國與歐洲長期以來的發展差距。他表示，20 年前，兩地的人均 GDP、資本市場深度，以及最大型企業的規模大致相當。此後，他認為美國持續累積成長，歐洲相較之下則幾乎沒有進展。他的論點暗示，科技轉型能在多年期間影響經濟表現：圍繞新平台發展企業與能力的地區，可能取得不成比例的價值。

Mosley 指出，過去幾波科技浪潮確實催生了成功的歐洲企業，但他認為網際網路時代幾乎沒有誕生歐洲代表性企業。他以 ASML（ASML）為少數例外，並表示該公司已成為歐洲規模大得多的最大企業之一，補充這說明了科技蘊含的價值有多高。他的重點並非歐洲缺乏技術專長，而是專業能力不會自動轉化為具有全球規模的廣泛科技企業生態系。

Mosley 認為，AI 的影響可能比網際網路更深遠。他表示，許多歐洲企業仍然謹慎，抱持觀望態度，因為這項技術很新，可能因此顯得有風險。這種遲疑可以理解：組織必須考量資料保護、可靠性、對員工的影響、法規，以及整合新系統的成本。然而，Mosley 擔心的是，延後採用可能使企業無法學習如何有效運用 AI，當競爭者逐漸累積經驗時，它們也會因此準備不足。

Palantir 的業務與這項採用議題密切相關。該公司開發本體論與治理架構，旨在協助政府與企業整理資訊，並在醫療、工業及國防等領域使用大型語言模型與代理程式。Mosley 稱 Palantir 為「公開市場上最純粹反映一個經濟體 AI 採用速度的標的」。依照這種觀點，公司的業務活動提供了一種觀察方式，可了解複雜組織是否正從對 AI 感興趣，邁向實際部署。

Palantir 將其做法描述為不受特定模型限制。客戶可以使用 OpenAI、Anthropic、Gemini、Grok、開放權重模型或中國系統的模型，並以自己的資料微調。這種彈性很重要，因為不同組織可能有不同的技術需求、風險政策，以及對模型託管地點的偏好。客戶不必依賴單一 AI 模型，可以從多種選項中挑選，並將模型連接至自身營運。更廣泛來說，採用 AI 不只是選擇模型：組織還需要管理存取權、整合資訊，以及監督系統使用方式。

然而，Palantir 在歐洲的地位仍備受爭議。反對聲浪部分源於該公司的國防與執法業務。該公司在 Donald Trump 總統任內向美國移民及海關執法局（ICE）提供監控軟體，並向以色列國防軍（IDF）提供目標鎖定系統。倡議人士基於倫理考量，反對在公共服務系統中使用 Palantir，包括英國國民保健署（NHS）。相關疑慮涉及監控、資料使用、軍事應用，以及一家公司在其他地區的業務是否應影響其在國內服務中的角色等問題。

Mosley 告訴 CoinDesk，加薩與 Trump 是特別容易激起批評者情緒的議題。他承認 Palantir 在美國與 Trump 政府、在以色列與 IDF 簽有合約，也與 NHS 簽有合約。他認為，對該公司海外合約的關注可能會讓人忽略國內政策決策。為了說明這一點，他問道，政治人物是否會告訴選民，因供應商在海外有無關的合約，選民就必須等更久才能接受髖關節手術。他的例子呈現出一種兩難：一方面要檢視供應商的紀錄，另一方面也要評估其技術是否能改善特定公共服務。

僅以 AI 可能有用為由，無法化解這種兩難。公共機構與企業仍須評估隱私、問責、安全，以及特定用途是否恰當。同時，如果不考量實際後果就拒絕某項技術或供應商，也可能付出代價。Mosley 的論點是，爭議不應阻止決策者思考：妥善治理的 AI 是否能改善服務或提升組織生產力。平衡的評估應檢視預定用途、保障措施、替代方案與可衡量成果，而非將採用 AI 一概視為有益或有害。

新技術所需資源也是這場討論的一環。Mosley 將當前對 AI 能源消耗的批評，與十年前對比特幣礦工的批評相提並論。他指出，許多礦工後來轉向 AI 高效能運算，如今也面臨類似的耗電疑慮。這項比較凸顯科技產業可能轉換發展重心，但能源問題仍然存在。這並不代表可以忽略用電量；反而說明政策制定者與大眾將持續權衡運算帶來的效益，以及其對基礎設施與環境造成的負擔。

Mosley 承認 AI 會衝擊就業，但認為它也能讓員工免於處理行政工作。他以護理師與警察為例，指出這些公共服務專業人員可以減少文書作業，把更多時間投入核心職責。如果能實現這種轉變，便可能提升生產力，但其效果取決於系統如何導入、是否準確可靠，以及組織如何重新設計工作。生產力的提升並非必然：這需要合適的流程、員工訓練與適當監督。

Mosley 表示，Palantir 仍有成長空間。他提到，公司約有 1,000 名客戶，而盟國中的複雜組織所構成的可服務市場規模大得多，並形容公司仍處於早期階段。這是他身為公司高層的看法，應在此背景下理解。更廣泛地說，AI 的發展機會取決於組織能否將實驗轉化為有用且負責任的應用，而不僅是模型或軟體是否可用。

對 Mosley 而言，AI 面臨的最大風險，是政治人物未能解釋這項技術為何能造福民眾。他認為一再出現的模式是，公共討論聚焦於反對意見，潛在改善卻較少受到關注。他警告，歐洲「又在重蹈所有相同的錯誤」，同時也希望「善終將勝過惡」。他的言論點出本文的核心矛盾：歐洲必須正視真實存在的倫理、社會與環境疑慮，同時也必須判斷，過度遲疑是否會使歐洲更難形塑並受益於一項重要的科技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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